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童年丨鲍风：幼儿园里的爱，以及对书本的信仰危机
鲍风，复旦大学物理系77级，1982年毕业后留在复旦电子工程系教书。1992年赴美，1996年到硅谷任研发工程师至今。现在思科负责声学算法设计，拥有12项美国专利。
原题
幼儿园里的爱
作者：鲍风
三岁在上海。姑妈妈妈、我和堂弟
庞群主怀念他幼儿园里的第一份爱，第一个爱慕的女孩儿，写了首婉转动人的诗。
诗真好，看了有感于怀，情动于衷，忍不住要和一下。
可我是个俗人，早些年就下了决心，要听从聊斋里“仙人岛”上芳云姑娘的劝告，“从此不作诗，亦藏拙之一法。”
于是异想天开，不作诗，写篇回忆来和，算不算数？
我在幼儿园里没有找到自己的第一份爱。
在上海时不去幼儿园。到了太原，才知道幼儿园是怎么回事。
幼儿园里有不少小女孩儿。在那以前我大概没见过小女孩儿，因为弄堂里没有。没和小女孩儿玩过，那是肯定的。在书上倒是看到过小女孩儿，和猴子，大象什么的一样，会说话，很可爱的。
一下子见到这么多小女孩儿是件很让人困扰的事。尤其是她们还都长得不一样。书上的小女孩儿样子都差不多，大眼睛，小嘴巴，穿花花的衣服。幼儿园里的小女孩儿连一个穿花花衣服的都没有，除了蓝衣服，还是蓝衣服。书上的大眼睛要是放在幼儿园小女孩儿的脸上，恐怕会把人吓坏。小嘴巴也不合适，她们还得用嘴吃饭呢。
小女孩儿长成什么样才算美，才算可爱？虽然说“爱美之心”应该是全天然，五岁孩子心中“美”的概念还是一团模糊。
说不定这些小女孩儿都很美呢？
要是这些小女孩儿都不美呢？
救星来了！
新收到的书里有一篇《班里来了个新同学》，正好这新来的同学是个小女孩儿！
不仅有故事，还有画。画上新来的小女孩儿穿的也不是花衣服，是蓝的。左边的胸上用别针别了块大大的白手帕。
原来这就是美。
立刻向妈妈要求，我也要把手帕像那个小女孩一样别在胸上。
妈妈不仅没同意，还把我的手帕没收了。
“以后去幼儿园不许带手帕！”
原来幼儿园老师找妈妈谈话了。
因为我表现太特殊。
我父母亲都是大学毕业生，我们家是“双高收入”。再加上姑妈妈妈时不时地还从上海寄点好吃的来。
我那时去幼儿园，每天都会带几片饼干，两块糖。
其他小朋友没我这么幸运。虽然能送到幼儿园的孩子，一般家境总比普通的工人家庭要好，但毕竟和我没法比。那时三年灾害刚过去不久，尽管因营养不良而造成的“大头娃娃”不大见到了，吃的可还是紧张。有个孩子发现了我有自己带来的饼干，就一直跟着我。我吃的时候一旦掉下一些碎渣，他就扑到地下捡起来吃。
至于手帕，那更是别人没有的奢侈品。我的邻居里，四五岁的小男孩儿夏天都是光屁股，只穿一件小背心。上了学的女孩儿晚上睡觉也光屁股。
鼻涕的处理很简单。管孩子的“阿姨”过来，摁住小孩的鼻子，说：“擤”。孩子一使劲，一条黄龙出境。老师两根指头一捏，顺手一甩，把它甩到门外的土地上，然后把手在鞋上一抹了事。
从此以后，我去幼儿园不再带手帕，饼干和其它会掉渣的食品。
糖仍然带，尤其是上海来的“牛轧糖”，那是我的最爱。从”牛轧糖”里，我能闻到姑妈妈妈的味道。
没了手帕，寻找爱的努力受到了致命的打击。我简直不大敢看身边的小女孩儿。要是万一有个美丽的小女孩儿出现了，左胸上别一块白手帕，而我口袋里连手帕都拿不出来，怎么见她？
渐渐地，我认识到要找到一个胸上别手帕的小女孩儿是不可能的。这种小女孩儿根本就没有！
于是开始了我一生中的第一次“信仰危机”。
书把我给骗了！
“大眼睛，小嘴巴”也不对！
除了小女孩儿“会说话”，其它的都不对！
也许“很可爱”是对的？
可怎么知道？难道每个小女孩儿都很可爱吗？还是有的可爱，有的不可爱？
什么样的小女孩儿才可爱呢？
人生真是太复杂了，生活真是太麻烦了。
为什么要有小女孩儿呢？
没想到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。
那天早上起来，妈妈竟拿出件绿色的衣服要我穿！
衣服是上海带来的，没穿过几次。不过上海没有小女孩儿，太原有。有小女孩儿的地方，穿衣服必须穿蓝的，和别人一样。穿绿衣服的，在书上看到过的只有一个特务，那是坏人，还有就是青蛙。叫起来“呱呱呱”，住在水里。
这绝不能穿！
“穿了这衣服象个特务，像个青蛙！”
斗争的结果是灾难性的。因为早上的时间最宝贵，晚一点就迟到了，妈妈没耐心听我的解释，顺手两巴掌，强制执行，把不知算是特务还是青蛙的我押解到幼儿园去了。
吃饭的时候，我缩到长桌的角落里。
吃完饭，要睡午觉。所有的孩子都睡在一个长条的大通铺上。每个人的位置是固定的，铺着自己家里带来的被子。
刚闭上眼，背上一痒。回头看，是边儿上的小女孩儿。见我吃惊的样子，“格格”地笑。
立刻感到绿色的衣服在轰轰地烧我的脸。
一头钻进被子。
小女孩儿见我缩起来，以为我害怕，反而跟过来捅捅我。“格格”声更大了。
书上就没说小女孩儿会这样笑。书上的小女孩儿很严肃。
午睡时不许笑的，笑是捣乱！书上的小女孩儿从来不捣乱。
老师过来了。马上闭上眼睛装睡。这才想起来还没有看看那小女孩儿长得什么样。
后来，那小女孩儿又找我捣乱了几次，可偏偏我还穿着那绿衣服！
太原气候干燥。洗澡得跟着爸爸到厂里去，一两个月才洗一次。家里用水要到公共水龙头去挑，洗衣服不方便。所以差不多两星期才换一次外衣。
等到我终于换掉了那件让我受够了耻辱的绿衣服，那个小女孩儿已经失去了对我的兴趣。
我不仅没记住小女孩儿的名字，连她的脸都没机会仔细看过。
都是那件绿衣服害的！
还好小孩儿长得快。绿衣服很快就嫌小了。
过了几个月，绿衣服的烦恼正式结束。衣服太小，穿不下了。
对爱的追求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，因为我有了些男孩儿朋友。
幼儿园的小男孩子们聚在一起，是会谈论小女孩儿的。
还有个勇敢的小男孩儿，告诉我们他要“找”某个小女孩儿。这个”找”，其实就是”爱”，不过六岁的孩子还没听到过“爱”这个字。那时在太原，连大人也不说“爱”的。“找”是“找对象”的简称，估计那个小男孩有姑姑，叔叔之类的亲人在“找对象”，所以他听到了，学会了”找”。
小男孩儿“找”小女孩儿，用的方法一般是“欺负”那个被“找”的小女孩儿。
我的那个幼儿园，居然还有一个专门用来“找”小女孩儿的游戏。
小男孩儿趁被“找”的小女孩儿不注意，跑到她身后，两手交替着来回捋，作一个像拉绳子的动作，一边作动作，一边唱：“长长的尾巴树旗杆，旗杆上面挂肉干。”
小女孩儿们知道这不是个好事。一旦有小男孩儿在身后唱这个儿歌，她们就会逃。小男孩儿自然要追。等小男孩儿唱到第三、四遍，小女孩儿一般就要“告老师”！这就到了小男孩儿逃的时候了。
那两句儿歌是什么意思？没人知道。还有一个不同的版本只有一句，是“长长的尾巴插红旗”。从哪儿学来的？也没人知道。在幼儿园学来的游戏，儿歌，都会拿来和家里的兄弟姐妹，邻居的孩子一起玩，只有这个游戏是例外。我从未见过任何人在我的幼儿园外玩这个游戏，唱这个儿歌。好像大家都知道这不是个好游戏。可究竟坏在哪儿也说不清。
我没胆量玩这个游戏。我是老师喜欢的“好孩子”，大班老师讲故事，特许我这个中班生去听。“战斗的青春”正讲得紧张，许凤被追杀，跳到河里逃生，让李铁救起来了。我不仅有声誉要维护，还有听故事的特权要保住，“找”小女孩儿这种事，是不能做的。
但心里还是想做的。至少要看看被“找”的小女孩儿，是不是“美”？
那小女孩儿的脸很白，皮肤不算细嫩。眼睛有点发蓝。头发有点发黄。鼻子下面到嘴唇的那条小沟挺深。没见过她用手帕，可也没见她流过鼻涕。不能肯定是她没手帕，还是她没用手帕。
我的手帕这时已经有了妈妈的允许，可以带到幼儿园里了。只不许“挂出幌子”来，把它别到胸前。没人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用。
想象那小女孩儿掉到河里，我就象李铁那样把她救起来。
可是幼儿园别说河，连条沟都没有。到处都是干干的。没水。
要是她掉厕所里呢？那是幼儿园里最象河的地方了。尤其是刚下过雨的时候，那儿有一坑的水。
恐怕不行，太臭了。而且太深，只有掏茅厕的人才敢下去。
更要紧的是没法决定她到底美不美。
“追”她的小男孩儿毕竟不看书。他怎么知道谁美？
不过其他的小男孩儿也说她“好看”。
当然他们也都不看书。
可要是书也错了呢？
我已经不大敢相信书了。尤其是在和小女孩儿有关的事情上。也许“大眼睛，小嘴巴”，胸前别块白手帕的小女孩儿都住在上海。书就是从上海来的。要是能问问姑妈妈妈就好了。可惜这是坏问题，妈妈一定不会在信里帮我问的。
幼儿园院子里有些树。
夏天，一场雨下过，树叶上积满了水。
淘气的孩子等到树下有人的时候，跑过去对着树猛踢一脚，然后逃开。树一摇动，树叶上积的水哗哗地落下，溅树下的人一身一脸。
大班的孩子，会特意把其他人，尤其是小一点的孩子，骗到树底下去，然后踢树。
那次，树叶上没有水。树上有一个马蜂窝。
那个男孩把他要“找”的女孩儿，和几个其他孩子，加上我，骗到了树下，告诉我们他在树干上看到了一个“水晶宫”。
等他一踢树，大家就都明白了。
转身狂奔。
我的营养也许是孩子里最好的，所以我跑得快。幼儿园开运动会，我跑第一。
跑了没多远，后面传来了哭声。
边儿上的孩子开始喊“老师”！
有个老师从教室里跑出来了。
“扑通”，有个小孩儿跌倒了。
“哇”地一声哭，声调高昂，是那个小女孩儿。
离树已远。
这才想起来刚才飞到了九霄云外的李铁。
回头。
小女孩儿摔倒在地上。其他孩子都跑了。
转过身，走回去，扶那个小女孩儿。
小女孩儿哭得梨花带雨。
她抬头。一条鼻涕亮闪闪地横在脸上，没向下流入嘴里，却横淌过整个左脸颊。
我呆了。
这不用看书也知道不美。
额上猛地一疼。被马蜂蛰了。
老师正好赶到。
从此看到那小女孩儿，就想起那条横淌的鼻涕。
明白了为什么胸上别块大白手帕的小女孩儿才美。
书毕竟不错。
可是太原不会有那样的女孩儿。也许上海有吧。
在幼儿园里寻找爱的美梦彻底破灭。
至今还记得那小女孩儿的样子。
绝不能让她入诗。
“一条横淌的鼻涕，亮闪闪地坎在她白皙的脸上。”
长大了的女孩儿看了，能不抽我？
外一篇
我的第一本书
从小就喜欢书。
在幼儿园时，我们家有《小朋友》《儿童时代》。
上了小学一年级，觉得自己已长大了，不再满足于到地摊上去看一分钱一本的小人书，于是向妈妈要求，要买一本属于我自己的“大书”。
妈妈一口回绝。
左邻右舍除了课本，没哪一家有书。我家已经显得有点“脱离群众”。六五年的秋天，风声一阵紧一阵，“山雨欲来”的形势，保持低姿态为妙。
不泄气。本来也没希望妈妈会马上答应。一次努力不行，还可以再接再厉。
我的地位很有利。爸爸还在农村搞“四清”，我是家里的男子汉。虽然力气还不够去担水，其它的活儿已经颇会做一些了。只要好好表现，继续和妈妈讨价还价是有本钱的。
首先是做早饭。
妈妈身体不好，在家休息不上班，早晨起不来。我的早饭是自己做的。
饭简单，只是热热前一天的剩饭。
难的是“火”。
那时电很稀缺，我们家算是比较“奢侈”的，用个二十五支烛光的电灯。邻居大多只舍得用最小的灯泡，十五支烛光。唯一的电器是收音机。做饭只能用“火”。
“火”在大汽油桶改装的炉子里。烧煤。煤是厂里给职工供应的，主要有两种：“二洗渣”和“泥煤”。我们厂是钢铁厂。钢铁厂下属有焦化厂。焦化厂炼焦碳，第一步是“洗煤”。把原煤放到水里搅拌，煤轻石头重，去掉下层的“渣”，留下的就是用来炼焦的精煤。“一洗”是粗洗，渣里煤少石头多，没法用。“二洗”是“精洗”，渣就分给职工烧“火”。煤的细粉混在水里，沉淀下来就是“泥煤”。
冬天，“火”放在房间里，兼顾取暖和做饭。夏天就搬出去。
每天做完晚饭，要“封火”。先“和煤”，用二洗渣，泥煤再加一点“烧土”，加水和匀。和好的煤放进炉子，盖在火的上面，保证火过夜不熄灭。煤的中间用“火柱”– 手指粗的一根铁棍，戳一个洞，让煤气可以从洞里上到烟囱，再冒出去。要是这个洞不通了，煤气会从“火”下面冒到屋里，那是要命的。每年都会有人被“火”里冒出来的煤气毒死。
早晨起来，“封火”的湿煤已被烧成了硬硬的一大块，要用“火柱”把它打开，这叫作“通火”。
我只比“火”高半个头。必须搬个凳子踩上去才够得着。力气不够，得再拿个鎯头敲“火柱”的头，才能打开“封火”的煤团。
火弄好，早饭就容易了。顺便把妈妈和弟弟妹妹的饭也准备好，放在边上等他们起来吃。我自己吃饱，然后去学校。
下学回来带弟弟妹妹。帮妈妈做饭。去菜场排队买菜。晚上“和煤”。不提买书的事。也不向妈妈提任何要求。妈妈心里有数，乐得享受我的优良表现，也绝口不提给我什么奖励。
狐狸尾巴过了几个星期还是露出来了。忸忸捏捏地和妈妈再提买书的事。妈妈这次倒没再拒绝。只提了个附加条件：书可以买，但买书的钱得我自己筹集。
这难不倒我。
宿舍里经常有个“断胳膊”来收破烂。他的左胳膊打仗受伤被锯掉了。吆喝起“破布烂棉花”来，尾上带个拐弯，声音还挺好听的。一个牙膏皮就能换两分钱。不过大家都说他会在秤上克扣人，所以要有多的破烂，还是到几里路外的废品收购站去合算。
钱来得比我预计的还快。因为我家买到了肉骨头。肉骨头分两种。一种是腿骨，剔得干干净净，就一根干骨头，别想有肉星沾在上面。买回来煮熟了，拿斧头砸开，里面有一根圆圆的骨髓。好吃就好吃在这根骨髓上，可惜太少。
另一种是脊骨，这就妙了。屠宰师傅手段再高，也无法把贴在脊骨上的肉剔干净。拿脊骨煮汤，味道和腿骨不可同日而语。多煮一煮，脊骨边上薄的一圈我都能咬下来嚼着吃。嚼起来酥酥的，里面是棕色的组织。一节一节的脊骨掰开，也有骨髓。骨缝里还会有些残留的肉。
“好肉生在骨头边”，这肉虽少，吃起来恰足以逗起你的馋虫，像象“泼墨大写意”国画里的留白，会激起无限的想象，比真吃到大块的肉都更引人回味。
最妙的是吃剩下的骨头可以卖钱。肉骨头一毛二一斤，剩下的骨头能卖到六分。肉要肉票，骨头不要。所以肉每年过年都能吃到，骨头却不一定。
偏偏那个月我们家就买到了脊骨，还是两副。记忆里我家买到两副脊骨，仅此一次。所以人的运气相当重要。运气不好，喝凉水会塞牙。运气来了，就能吃到肉骨头。
两副脊骨吃完，剩下的骨头有好几斤。这肯定不舍得给“断胳膊”，一定去废品收购站。
路有点远，妈妈不放心。于是我叫了隔壁的阿虎陪我。他刚上初中。有他陪着，不必怕路上有坏孩子拦住我抢钱。
骨头放进篮子里，拎起来沉沉的。
我家的篮子是妈妈从南方带来的，不像邻居的元宝形草篮子，是方的。编篮子的是竹条，看上去要精致些。平时我是绝不会带这个和别人不一样的“女式篮子”出去的。
那天心情不一样。再说，我家的篮子也确实比别家的轻巧些。
远道无轻载。刚出门恨不得跳着走，不到两里路下来，脚步有点拖了。不过不能示弱，要阿虎帮着拿就太丢面子了。
路旁有个水坑。阿虎说要是把骨头在水里泡一泡，份量会重一些。立刻同意，正好也让酸酸的胳膊歇一歇。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，泡过的骨头好象真的重了不少。
越走越重。胳膊麻了。不停地换手。一路走，一路念叨，“这不是骨头，这是书，这不是骨头，这是书……”
那一篮骨头竟然卖了将近五毛钱！妈妈特别奖励，加几分给凑成五毛。要买的书早就想好了，是《文明地狱》，广播电台刚开始连播。因为老停电，故事听得断断续续，真急得死人。
新华书店在厂门口，十字路口的拐角上。门脸儿很排场，光售货员就有十几个，在附近市场所有的店里算是最大的之一。高高的书架在柜台的后面，要买哪本书必须售货员给拿。买什么书都得预先想好，要是拿来你又不买了，那是会遭白眼的。买前不能翻看，不然会被说：“翻脏了怎么办？”
进了书店，刚比柜台高一点。踮起脚来看柜台后书架上的书。看过来，看过去，不知道怎么开口。
看得久了，过来一个售货员。挺和气，问我：“你自己来的？”大概他没见过小孩儿自己来买书。一阵紧张。要是人家不卖给我怎么办？还好我戴了红领巾！行个少先队礼。
“叔叔，我要买《文明地狱》。”
“我给你找找。”
要是店里没有《文明地狱》怎么办？心跳加剧，血压升高，恨不得跳进柜台，爬上书架去看。
那个售货员看过书架，居然没回头，直接进了书架边的小门，不见了！
汗急出来了，嘴巴特别干。该等在那儿，还是问问别人？
总算把那个售货员等来了。他手里还捧着一本书。笑咪咪。
“这书卖得挺快。昨天才又进的货，还没上架呢！”
松一口气。
交了钱，拿好书。不舍得离开。书价是三毛二，兜里还有一毛八。再看看。售货员这次明白了，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：“《工农兵故事会》第二集，正好一毛八，好不好？”
当然好！好得不能再好！
于是我不光买了我的第一本“大书”，我还买了我的第二本！
以后买过很多书，但买书的兴奋和激动，再也没有超过这第一次。